文 /  阮国利 张思琦

每当《龙的传人》那熟悉的旋律响起——“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这首由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创作、李建复首唱，并经王力宏等几代歌手接力传唱的经典之作，便跨越海峡，激荡在无数中华儿女心头。它不仅寄托了创作者深沉的家国情怀，更精准地击中了全球华人的情感共鸣点，用音符确认了我们“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共同身份。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份穿越时空的文化宣言，它揭示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图腾——龙，以及这个图腾背后，绵延八千年的文明根脉。

一、龙起辽西：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与演进

龙，并非凭空想象的神物，它的形象在中华大地上有着清晰而古老的源头。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辽西地区是中华龙文化最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已基于自身熟悉的动物形象创造龙的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兴隆洼文化。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200—7000年，分布范围北起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达燕山及其南麓地区，西始大兴安岭，东抵医巫闾山，包括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的燕山南北地区。兴隆洼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镇兴隆洼村，其中编号F180的房址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遗存，在该房址东北侧中段，紧依房址东北壁，有一座编号为M118的墓葬。墓中葬者为一名男性，呈仰身直肢状，头向西北，面略朝西南，双手平放在臀部两侧下面，双腿并拢。人骨的右侧有两具完整猪骨架，自西北向东南依次顺放，经鉴定，甲猪为雌性，乙猪为雄性。这种人猪同葬的习俗体现了先民在祭祀活动中，不仅崇敬祖先之魂，亦将猪视为具有灵性的祭牲，是祭祖活动和祭祀猪活动合二为一的真实见证。

兴隆沟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东部，地处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左岸，东南距离兴隆洼遗址13公里。其第一地点是一处兴隆洼文化中期大型聚落，在发掘区的东南部，分布着一座最大的圆形灰坑H35，最大口径为4.22米，周围有6座略小的圆形灰坑将其环绕。H35坑底中部相对放置2个猪头骨，并以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蜿蜒的躯体。西侧的猪头骨破损较重，外形不完整，但仍可辨其轮廓，其头部朝东南，尾部朝西北，长0.72米。东侧的猪头骨及躯体保存较完整，猪头平置，吻部朝西北，额顶正中钻有一圆孔，躯体大体呈“S”形摆放。颈部叠压放置，较宽，躯干与尾部均单层摆放，尾部逐渐收窄并显著上翘，指向东北方，通长1.92米。置于H35底部的这处遗迹，由真实猪首配合陶片、自然石块及残损石器共同拼合成“S”形的身躯，生动再现了当时观念中的猪龙形象。该发现不仅蕴含着浓厚的宗教祭祀内涵，更是辽西地区迄今所见最早的猪首龙雏形，为探讨中华龙形象的起源以及崇龙礼俗的滥觞提供了关键的实物依据。相较于兴隆洼遗址中人猪合葬的墓葬形式，H35的发现意味着兴隆沟先民对猪的崇拜已不再局限于野猪实体本身，而是升华至图腾崇拜的高度。

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龙形堆石，位于聚落的中部，通长19.7米，其南侧分布墓葬和祭祀坑，推测为重要崇拜祭祀性神祇。查海先民不仅在聚落核心区堆塑巨型龙形图案，更在陶器表面刻绘龙纹，这种原始的崇龙习俗作为维系部落团结、祈求农业丰收的精神纽带，堪称中华民族龙文化起源与文明发祥的重要象征。

兴隆洼遗址M118人猪合葬墓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H35

查海遗址龙形堆石

龙文化在辽西地区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呈现出一条完整且连续的发展脉络。考古学家将辽西地区崇龙礼俗的演进历程清晰地划分为三个阶段：距今约8200—7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是龙崇拜的“孕育期”。

距今约7200—6400年的赵宝沟文化标志着龙崇拜进入“形成期”。这一时期的演进并非偶然，彼时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已基本形成，农作物收成高度依赖于农时的准确性，使得观测天象以确定节气变得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星象中的“龙”与农业生产周期紧密相连，赋予了龙崇拜新的实用内涵。此外，赵宝沟文化在房屋建筑、聚落规划以及器物特征等诸多方面，均显示出对兴隆洼文化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尊形器作为赵宝沟文化的典型代表，仅在极少数器物的腹部刻划有繁复的动物纹样。其中，出土于敖汉旗兴隆洼镇小山遗址的一件尊形器尤为引人注目，其腹部刻划的鸟兽纹以鹿、猪、鸟为主体形象。纹饰中的猪首造型极为生动：长吻与獠牙采用写实技法，而躯体则被艺术化为抽象的“S”形卷曲状，头身衔接处还细致刻画出向后飞扬的鬃毛，形态逼真，这被视为辽西地区猪首龙形象正式确立的标志。以小山尊形器为代表，赵宝沟文化先民承继了兴隆洼文化先民对于动物崇拜的传统，并将其抽象化、图案化，崇拜野猪的习俗得到升华。将猪首龙的形象刻划在祭祀用的陶器上，是辽西地区龙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为红山文化时期玉猪龙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尊形器

到了距今约6500—48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龙崇拜则达到了“发展和成熟期”。这一时期，龙的形象完成了从原始的自然崇拜向制度化礼仪重器的关键性跨越。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依据造型差异，主要可划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C”形玉龙，其造型具有典型的地域和时代风格，昂首，弯背，卷尾，整体造型呈“C”形，并在龙身中部设有穿孔。其中，出土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的“C形碧玉龙”，高达26厘米，墨绿色岫岩玉雕琢，身体蜷曲成流畅的“C”形，长鬣飞扬，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另一类是玉猪龙，其体态卷曲若环，尾端收束自然，头、尾有的明显分开、有的相距极近甚至相连。此类玉龙头部较大，双耳竖立，眼、嘴、鼻线条清晰，双目圆睁，吻部前凸，有明显褶皱，嘴张开或闭拢，兼具写实与抽象的双重美感。从造型演变与功能属性来看，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无疑是兴隆洼文化早期的龙文化萌芽与赵宝沟文化猪首龙图案传统的直接继承者与集大成者。2024年，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八旗村迎来了一项重大考古发现：一座编号为M15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玉猪龙。该墓葬位于北部圆冢的中心位置，是唯一带有侧边台阶的墓室，规格极高，除玉猪龙外，还伴出玉冠饰与斜口筒形器等重要礼器。这件玉猪龙高15.8厘米、宽9.5厘米、厚3厘米，刷新了考古发掘出土玉猪龙的体积纪录。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丧葬制度载体，更是生者举行祭祀仪式的神圣空间，其典礼核心在于敬天法祖、沟通神灵。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所提出的“萨满式文明”理论，中国上古宇宙观将世界划分为天、地、神、人等多个层次，巫者作为中介通过特定仪式实现跨界沟通，而各类动物形象则是协助通神的媒介。在此背景下，红山文化玉龙显然超越了单纯的装饰品范畴，它是巫师手中用于通神的重要工具，承载着连接天地、传达神意的神圣职能。

元宝山积石冢M15出土玉猪龙

辽西地区龙文化的孕育、成型与发展轨迹，始终与远古先民的生存实践和生产方式紧密交织。红山文化分布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祈雨活动应该是红山文化先民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种背景下，被视为能够兴云致雨、沟通天地的神兽——龙，成为先民崇拜的焦点。这种对龙的尊崇与祭祀，其根本目的在于祈求风调雨顺与农业丰收，这一过程不仅确立了龙的神性地位，更深刻折射出中华农耕文明自古以来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依存自然的原始生态智慧。

二、多元一体：史前南北龙形象的对话与交融

中华文明起源犹如“满天星斗”，龙的形象在诞生之初便已呈现出多元一体、交相辉映的繁荣局面。将视野从辽西放大到全国，我们可以看到南北龙形象既各具特色，又早在史前时期就开始了交流互鉴。

距今约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展示了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龙文化面貌。在该遗址M45墓中，墓主为一名壮年男性，在其骨架的左右两侧，分别用蚌壳精心摆塑龙虎图案：右侧的蚌壳龙长1.78米、高0.67米，头朝北，背向西，呈昂首、曲颈、弓身、长尾之姿，前爪扒地，后爪蹬起，宛如即将腾飞；左侧的蚌虎长1.39米、高0.63米，头朝北，背向东，虎头微低，圆目怒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形似下山猛虎。此外，墓周围还有两组以龙为主题的蚌塑遗迹，向南20米的一个浅洼坑穴中，有龙、虎、鹿和蜘蛛等形象。再向南25米的一个灰沟里，塑造了虎与人骑龙图案。其中龙昂首、长颈、舒身、高足，呈腾飞状，背上骑一人，作回首观望姿态；龙北侧的虎则昂首翘尾，四足微屈，呈奔跑状，在虎龙的西南，还有一只舒身展翅的飞禽。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这三组蚌塑遗迹蕴含了深刻的原始宗教内涵，反映了当时“乘龙驭虎、羽化登仙”的信仰观念。有趣的是，这种布局似乎暗合了《周易》乾卦的爻辞意象：第一爻为“潜龙勿用”，龙在墓底（地下）可谓潜龙；第二爻为“见龙在田”，龙在地上；第五爻是“飞龙在天”，是人骑龙，是飞天之象，可谓是天上龙。这不仅体现了古老的祭祀传统，更揭示了史前信仰与后世哲学思想之间潜在的渊源关系。

濮阳西水坡遗址M45出土蚌壳龙、虎图案

长江下游的安徽凌家滩文化（距今约5500—5300年），因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考古工作者在凌家滩遗址M16墓葬中发掘出一件玉龙，其整体呈首尾相接的环状，头部生角，脊背之上刻有均匀分布的短斜线纹，靠近尾端处还钻有一个小孔。若将目光投向北方，可以发现凌家滩玉龙与红山文化玉龙既有共性，又存在显著差异。两者皆大致呈“C”字形（或环形），均设有穿孔，推测皆为佩戴于身的饰物，且在造型上都着重突出了吻部，呈现出明显的猪首特征。然而，二者的区别同样鲜明：红山玉龙首尾分离，龙身光素无纹，背部亦无鳞状表现；相比之下，凌家滩玉龙则为首尾相连，并在背部刻画出象征鳞片的纹饰，展现出不同的审美与工艺。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龙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得名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在该文化的玉器系统中，龙纹是一类重要的装饰题材，多见于反山、瑶山等地出土的高等级玉器上，同时也有单体玉龙被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良渚玉龙在造型上与远在数千公里外的红山文化玉龙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无论是红山文化的“C”形玉龙还是玉猪龙，皆呈蜷曲之态；良渚玉龙，特别是那些小型单体器，同样多呈环状蜷曲，且二者在面部特征上均保留了兽首的特点，吻部明显前凸。这种跨越数千公里的形态趋同性，很可能暗示了在史前时期，中国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远程互动与文化交流，即学术界所探讨的“上层交流网”现象。

浙江杭州官井头遗址出土玉龙

尽管南北龙形象起初各有源头，但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并非孤立发展。距今5000多年前，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玉文化，与以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玉文化，已经发生了跨越千山万水的交流。学者研究发现，这种互动是双向互馈的：北方的红山文化可能对南方的凌家滩产生了影响，后者出土的站立玉人及玉龙造型隐约可见红山风格的影子；同时，良渚文化中的玉龟、玉鸟、玉鱼等器物，也与红山玉器存在造型上的呼应。反过来，红山文化同样吸纳了南方的文化因素，例如玉璜、玉钺等礼器元素的传入，特别是元宝山积石冢出土的玉冠饰，竟与凌家滩遗址的同类器物高度相似，这为两地间的远程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实物证据。

这种跨区域的文化交流在距今约4300—39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体现得更为明显。陶寺文化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龙身盘曲，方嘴利齿，形象上融合了鳄、蛇、鱼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被认为是融合了北方红山、南方良渚等多地文化因素后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后世“龙”的雏形。正如《周易·乾卦·文言》所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陶寺彩绘龙纹口衔禾苗的形象，反映了龙文化与农业文明之间的深刻联系，是文明肇始的生动诠释。及至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那件举世闻名的绿松石龙形器，更是集史前各地龙形象之大成。它的出现，标志着龙的形象完成了从多元并存到初步统一的演变，正式确立了其作为王权礼制核心象征的崇高地位。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彩绘龙纹陶盘

由此可见，龙的形象从诞生之初，就蕴含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基因。辽西地区的龙文化，作为其中一支重要而古老的源头，积极参与并深刻影响了这场跨越数千年的文化大融合，最终为中华民族共同图腾的形成奠定了基石。

三、源远流长：辽西龙形象对后世文明的深远影响

红山文化的龙，并未随着红山古国的消失而湮灭。相反，它的文化基因如同强大的种子，在中华文明后续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红山玉龙不仅确立了中华龙形象的经典范式，更对后世玉器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其标志性的蜷曲造型，从新石器时代起便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基本形态，广泛见于凌家滩、崧泽、良渚及后石家河等诸文化之中，即便到了商周乃至汉代，这种蜷体玉龙依然盛行不衰，展现了三千余年连绵不断的传承。这种影响力的实证在历代高等级墓葬中屡见不鲜：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呈首尾勾卷之状，扁状前凸的吻部与双立耳设计，明显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玦形玉龙的遗风；陕西韩城梁带村西周晚期芮国国君墓中，出土了一件典型的红山文化玉猪龙，这极可能是时人出于对其艺术审美的高度认同，加之玉器珍贵，将其作为传世珍宝或重要礼器，通过交流馈赠或战争征伐辗转收藏，最终随葬于墓中；甚至到了汉代，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出土的龙形玉环，其飞扬的鬃毛仍可见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的影子，而战国至汉代玉龙常见的网格纹饰，其源头亦可追溯至红山文化C形玉龙的下颌纹样。除了造型的延续，红山文化在工艺技术上同样树立了标杆。它在继承兴隆洼文化线切割技术的基础上，将钻孔、圆雕、阴刻等技法推向了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从而为后世中国玉器雕琢工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商代妇好墓出土玉龙

陕西芮国西周墓地出土玉龙

安徽天长三角圩出土汉代龙形白玉环

更重要的是，红山文化所开创的“以玉为礼”“龙玉共生”的文化传统，为后世中华礼制文明提供了核心范式。红山先民将玉与龙结合，赋予其通神、祭天、标志权力与身份的神圣内涵，这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乃至整个封建时代的玉礼器体系和龙纹使用规范。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玉猪龙所凝聚的龙文化符号，其影响力甚至投射到后世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构型之中。这表明，辽西地区的龙文化不仅贡献了龙的形象雏形，更重要的是贡献了一套关乎权力运作、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的“文化编码”。这套深层的编码逻辑被后世历代王朝不断继承、发展与强化，成为维系中华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关键密码。

四、一脉相承：中国台湾地区的龙形象与文化实践

龙的文化血脉，同样深深流淌在台湾同胞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实践中。当《龙的传人》在宝岛唱响，它所唤起的，正是这份植根于共同文化基因的深切共鸣。

台北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守护者，珍藏并展示着诸多蕴含龙元素的艺术珍品。参观者不仅可以目睹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与“C”形玉龙，更能观赏到商周青铜、宋元瓷器等历代文物上不断演变的龙纹装饰，直至明清两代皇家御用的龙袍与礼器。院藏中部分古代玉龙呈现出典型的玦形或“C”形蜷曲造型，展现出与红山文化玉器相似的特征。这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两岸共享的、源远流长的龙文化历史。

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新石器时代玉猪龙

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新石器时代玉猪龙

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商白玉龙形玦

龙的身影不仅存在于博物馆，更深入民众的生活之中。在台湾的传统建筑，尤其是闽南风格的庙宇祠观中，龙的形象无处不在。巍峨的龙柱是寺庙的标配，如鹿港龙山寺清道光年间的“乾坤交泰”龙柱，左升右降，工艺精湛。屋脊上的“双龙戏珠”“双龙拜塔”装饰，寓意吉祥。藻井、斗拱、雀替上，千变万化的螭龙纹饰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建筑装饰，不仅继承了中原传统的龙纹样式，更融入了闽台地方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台北三峡祖师庙中“双龙戏珠”脊饰

鹿港龙山寺的“螭龙八卦窗”

在节庆民俗中，“龙”更是绝对的主角。春节期间，写有“金龙舞春”（闽南语谐音“钱都有剩”）的春联表达美好祝愿；元宵灯会上，高达14米的“龙凤盘山”主灯璀璨夺目；热闹的舞龙舞狮表演，是烘托节日气氛不可或缺的节目。台湾客家人聚居的苗栗，更有元宵“炸龙”的独特民俗，以鞭炮炸龙驱邪迎福，场面壮观。这些鲜活的文化实践，与大陆各地的龙舞、龙灯习俗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隆重庆祝佳节的生动画面。

台湾的龙文化，其深层根源可追溯至古代闽越族的蛇崇拜（“闽”字即从“虫”，意为蛇种）。在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原文化的南播与融合，蛇崇拜逐渐升华为龙崇拜，并完全融入中华龙文化的宏大体系之中。今天在台湾看到的龙，无论是庙宇中的神圣图腾，还是节日里的欢庆符号，都是中华龙文化在宝岛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的明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龙文化，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凝聚力、认同感和象征意义的瑰宝之一。辽西龙起源的考古实证，揭示了中华文明早期“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宏大格局；而龙形象在两岸的共同传承与创新，则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包容性。

让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歌声交织。当《龙的传人》再次唱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个人对长江黄河的眷恋，更是整个民族对文明根脉的呼唤。这条从辽西大地腾飞而起的巨龙，历经八千年风雨，早已成为融入我们血液的精神图腾。它象征着智慧、力量、吉祥与融合，更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和合共生的伟大品格。

来源：中国公关网·《国际公关》杂志

责任编辑：李传军